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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的阴谋- -巴尔扎克之梦

作者:黄正平

 

偶然在一个不知名的网站上看到一部老片,叫《朗热公爵夫人》,是按照巴尔扎克同名小说改编的。看完后觉得不错,又去找出原著来读了下。典型的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风格。文末是作者按他习惯注上的作品完成的地点和时间:日内瓦,莱韦克草地,1834年1月26日(Genève, au Pré-Lévêque, 26 janvier 1834)。没想到这部作品是巴尔扎克是在我身边某条街上完成的。多年来我一直注意收集这方面资料,便对此作了番考证。结果发现,这个日期,不一定正是作品完成的日期,而是标出了作者一生中意义重大的一天。也就是说,这一天,在日内瓦,巴尔扎克度过了令他终生难忘的时刻。这一切,还得从他一年多前的收到的一封信说起。

 

一个外国女人的来信

 

1832年3月的一天,巴尔扎克收到由出版商转来的一封读者来信。这封信邮自乌克兰的敖德萨,署名是“外国女人”。信的内容是对这位33岁的文学新星几部作品的热情评价。

 

像这样的女粉丝来信,巴尔扎克每个月都要收到上百封。当时邮票还没有发行,邮资要由收信者支付,这么多来信让巴尔扎克本来拮据的经济雪上加霜。因此巴尔扎克既为飞来的赞誉而自喜,又为无端的支出而苦恼。这些信绝大部分很快被塞进字纸篓。

 

但是这封“外国女人”的来信引起巴尔扎克的特别注意。一方面它是来自遥远的东方,说明巴尔扎克的声誉已经大踏步跃出国界;一方面来信是用法文撰写的,说明作者很可能是个贵族,因为当时在俄国、波兰、乌克兰这些地方只有贵族才去学习和使用法语,也通常只有贵族才能读到法国文学中最新的作品。

 

一个贵族,而且是个女贵族。这对巴尔扎克来说非同一般。

 

1789年大革命以后,法国贵族的地位一落千丈,已经失去任何社会特权。但是这一阶层的影响力仍然巨大。他们一般还拥有可观的财富,在上流社会出入自如、游刃有余。以优雅、忠诚、诚信等行为准则为特征的所谓“贵族精神”、“骑士精神” 在法国人那里直至今天依然保持着它的魅力。

 

这个两极的现实,在巴尔扎克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在他的作品里,贵族的没落是主要题材。他以几乎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刻画出一个个男女贵族,用放大镜展示他们如何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蜕变、堕落。同时,巴尔扎克本人却是个贵族迷。他出身于平民之家,在30岁时私自在自己的姓前面加上一个表示贵族血统的缀词de (德),后来被人打假曝光,受到众多文人的冷嘲热讽。他在生活上追求贵族的奢华,尽管欠债累累,却坚持使用3个仆人、两匹骏马、一辆双轮豪华马车,家里铺着昂贵的波斯地毯,手里拄着令全巴黎人谈论的镶宝石手杖。总之,他真把自己当成了个贵族。

 

然而,他的贵族迷集中表现在爱情婚姻观上。他理想中的情人或者妻子应该满足三个要求:1,贵族,2,有钱,3,美貌。其中第一点是根本的,其它两点很重要但还可以商量。巴尔扎克最初的两个情人都是比他大十几、二十几岁的贵族妇人。是她们把他引入巴黎的上流社会、文学沙龙,从而认识雨果、乔治•桑等人的。没有这个引导,他很可能达不到后来如此辉煌的高度。

 

但是他对理想女人必须同时具备的三点要求在灵魂深处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可以随时降低要求,逢场作戏,以填补生理和心理的饥渴;但从来不忘用锐利的眼光四处扫射,去发现他的梦中情人、他唯一的和永恒的爱。他在静静地等待。

 

当这封乌克兰“外国女人”的来信出现在他书桌上时,他敏锐的神经马上有了反应,寥廓的内心起了波澜。带水印的信纸,优雅的字迹,带斯拉夫风格的笔调,这些让小说家立刻想象到一位年轻、漂亮、富有、但是孤独、失望、可能被抛弃的女贵族。他想提笔回信,但是发信人没有留下地址。他只能继续等待。他相信此信还会有后文。

 

几个星期后,果然收到“外国女人”的第二份来信。信里提出了对巴尔扎克作品几点新的看法,但是仍然没留下地址。 这次巴尔扎克有些耐不住了,他打算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 « 弃妇 »上留下点印记,以便让这个“外国女人”有机会读它时能感觉到什么。于是他在书的最后一章标题下用拉丁字写上题辞:“献给陌生的神,1832.02.28”,这些数字是“外国女人”给他第一封信的日期。可是这个企图由于他的|“现任”情人德•贝尔尼的阻拦而被放弃了。后者是巴尔扎克出书的主要赞助者,他不能不服从。巴尔扎克心情无限惆怅:外国女人,你究竟是谁?

 

乌克兰望族之贵妇

 

这个外国女人名叫埃夫利娜•韩斯卡,小名夏娃。韩斯卡是他丈夫的姓,这是乌克兰最有势力的望族之一,封号伯爵;家有良田万顷、农奴三千、仆人三百;居住的是宫殿般的城堡。

 

韩斯卡夫人本人也出身贵族,原籍波兰,父亲和兄弟都在俄国沙皇政府里担任要职。她自幼学习法语,读写讲俱佳。少女时代曾和表兄相爱,但被父亲强力拆散,十八岁时嫁给由父亲指定的、比她年长二十二岁的韩斯卡伯爵。据说婚礼上,当神父要新郎新娘说出神圣的“是”时,夏娃憋住好几秒钟不发声,直到她父亲在边上低声下令,才含糊不清地吐出了这个字。韩斯卡伯爵知道她不高兴,当晚没近她的身,和颜悦色相待,一周后两人才行了周公之礼。

 

关于韩斯卡夫人早年爱情婚姻的这些细节,见诸于诸多传记文章中,但都没有被注明出典。我怀疑这会不会是人们的添油加醋,以便使她日后与巴尔扎克的私通变得顺理成章。不管怎么样,从韩斯卡伯爵在新婚期间的举止和日后的行为来看,我觉得这个无意中被嘲笑的人倒不失为一位通情达理的绅士。

 

韩斯卡夫人聪明、敏感,非常清高。据说小时有算命者预言她将来会主导一位天才(可能也是杜撰的)。她研读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诗人、哲学家的作品,每每有自己的独到想法。她有个哥哥是个成名作家,还有几位闺中女友常来陪她谈论文学,家里订阅了好几份法国报刊。

 

在法国文学方面,她先接触乔治•桑的作品,后来看好巴尔扎克的作品。她觉得在对女性的理解上后者比前者更为深刻。巴尔扎克太了解女人了,话都讲到了她的心坎上。同时在某些方面她有着与作者不同的想法。她想给作者写信,表达自己的赞赏之意,也提出一些可供他参考的意见。

 

但是作为一位贵妇人,这样贸然给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写信,似乎有失体面。如果让韩斯卡伯爵知道自己私自与一男子通信,更不成体统。所以韩斯卡夫人考虑再三,决定用匿名方式给巴尔扎克写信。这样就有了署名“外国女人”的信。她想像着远在巴黎的年轻作者面对这封迷一样的信会作如何感想,不禁有几分得意。几星期后她又发了第二封信。

 

假如事情一直这样维持下去,巴尔扎克与韩斯卡夫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突破,我们也就没有故事看了。

 

“我爱你,陌生人!”

 

同年十一月,巴尔扎克收到了“外国女人”的第三封信。这封信改变了一切。

 

韩斯卡夫人给巴尔扎克的信因为害怕落入敌人手中,绝大部分都被巴尔扎克毁了(也有一说是韩斯卡夫人后来自己烧了)。这封重要的信是少数留存的之一。韩斯卡夫人在信中写到:“……一个永恒的真相唤醒了我。您,只有您能理解它,只有您能描绘这种爱情的搏动,它是那样纯净而神圣。从此,我知道爱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爱;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否能抓住这电火花般的真相…… ”最后是一个建议:“为了让我知道我的信是否能被收到,以及我是否能继续安心给您写信,请您在《每日报》上发一告示,署名:A l’E. H. de B.”

 

事情到了这一步,便有了爱情与阴谋的性质。

 

这封烫手的信的到来,对巴尔扎克来说成了天使降临般的大事。这次他没有跟老情人贝尔妮打招呼,直接去《每日报》发了启事。

 

这样,韩斯卡夫人几天后在从巴黎送来的报纸上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德•巴尔扎克先生收到了寄给他的邮件。今天他才有可能在这日报上作此表示,同时很遗憾不知道往哪儿寄上他的回信。A l’E. H. de B.”

 

韩斯卡夫人狂喜,但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她知道这事将改变她的一生,但显然不能公开。

 

现在她需要考虑如何收巴尔扎克的来信,既然信的内容已不再是纯文学了,就更不能让它落到别人,特别是她丈夫手里。她的身份、宗教和教育都不允许她做有背丈夫的事。要与巴尔扎克保持通信,必须由一个第三者来转交。她马上想到家里的法语家庭教师包埃尔小姐,她是瑞士那沙泰尔人,热爱文学,为人严谨、可靠。于是她与包埃尔小姐作了次密谈,说她很想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巴尔扎克鸿雁来往,谈谈文学。练练法语,但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地址来收信是不妥当的,所以…… 包埃尔小姐马上明白了女主人的意思,没有多想就应承了下来:巴尔扎克可以把信寄在她名下,再由她转交。

 

这件事办完,韩斯卡夫人开始“安心”给巴尔扎克写信。巴尔扎克自然也飞快地回复。两人先是自我介绍,接着是讲叙各自生活经历,结果发现双方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一个是离乡背井的波兰侨民,一个是叛逆的思想上的流放者 ;一个是嫁给专横老人的不幸者,一个是独身至今的爱情上的失意者;一个是养尊处优却内心孤独,一个是作品累累却常被误解。

 

这样的衷肠倾诉,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信越写越长,话语越来越热烈。冲动凝成文字,文字激起渴望,没几个回合。俩人都确信对方是自己等待中的情人。虚拟世界的遨游,变成了现实的爱情。巴尔扎克终于喊出:“我爱你,陌生人!”俩人的关系就此定音。这话日后也成了一句名言。

 

千里之约

 

就像今天的网友,一旦生情必求一见一样,这两位信中情人也萌生了相见的愿望。韩斯卡夫人首先动了去巴黎的念头。那里不仅有巴尔扎克,还有文化名城的魅力。巴尔扎克巴不得如此,赶紧赞同。但是出行必须带着丈夫,否则万一曝光,不成体统。她没化多少功夫便说服了韩斯卡伯爵,要外出做个长途旅行(他其实不是个专横的人)。但是伯爵不愿意去巴黎,因为那里整天闹革命,作为贵族还是远离为妙。他建议去瑞士,这是个风光秀丽、中立安全的地方,又是家庭教师包埃尔小姐的故乡,遇事可以有个接应。对此,韩斯卡夫人没有异议。她通知巴尔扎克,希望他到瑞士的那沙泰尔来相会。巴尔扎克欣然应允。

 

从乌克兰韩斯卡夫人的住地维尔斯索尼娅(Wierzchownia)到那沙泰尔约2000余公里(合600古法里),从巴黎到那沙泰尔约500余公里(合150古法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样的旅程无论如何称得上艰难跋涉。这场密谋的爱情初会将首先以它的距离而“载入史册”。

 

1933年一月初,韩斯卡一家起身。这是个豪华的车队:箱包成堆,仆人如云。他们先去了维也纳,在那里度过了春天,然后启程奔那沙泰尔,于8月5日到达那里。在这期间,这对密谋者的地下信箱分外忙碌。韩斯卡夫人不时向巴尔扎克通报行程,发出各种安排的“指令”:他应当何时离开巴黎,在哪个酒店下榻,然后如何动作,等等。巴尔扎克一一应承,同时少不了甜言蜜语:“您现在所在的那个湖,我看见它了。有时我的直觉太强烈了,以至我确信我真看见您了。我自言道:‘是她!’我的爱,我们马上要见面了。”

 

在女人面前,巴尔扎克习惯做一个谦卑、热忱的骑士。但是,在同时他给他妹妹劳拉写的信里,他这样评论这场约会:“你看,她拽着自己的丈夫,跋涉600古法里,就是为了看一个情人。而这个情人只要走150古法里就行了。她真是好心肠吧?”语言轻佻,缺乏尊重。以韩斯卡夫人之高傲,如果看见这些话,相信她会马上拒他于千里之外。巴尔扎克真是个千面人,人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真诚的。

 

9月1日巴尔扎克从巴黎出发。500多公里的路让他颠簸了十天才到达那沙泰尔。

 

那沙泰尔是瑞士联邦26个州中最后加入的一个州,位于连绵的汝拉山脉脚下。这个山谷如今被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它是瑞士钟表业的摇篮。巴尔扎克和韩斯卡夫人会面的那个时候,那里正是钟表工业的起步时期。据说当地冬天大雪封山,农民躲在阁楼里做手表,一个冬天只做一块手表,开春后以高价卖到城里或国外。这些心细如发的农民无论如何没想到这里也将成为欧洲历史上一场绝无仅有的特殊恋爱婚姻的摇篮。

 

话说巴尔扎克来到韩斯卡夫人为他预定的酒店,在房间桌子上发现了韩斯卡夫人留下的字条,上面对会面作了具体安排:后天,湖边。

 

关于第一次会面,从日后双方通信里的蛛丝马迹,可以大致推断出这么一个过程:巴尔扎克来到那沙泰尔湖边,坐在一条长凳上。下午1点多,只见一位妇人,身着紫色丝绒长裙,手捧书本,踱步而来。她远远看见巴尔扎克,放慢脚步。在这一霎那,出于灵感,俩人同时认出对方。巴尔扎克站起身迎上去,女子则重新加快步伐走向巴尔扎克。不到一分钟,俩人拥抱在一起。地下党秘密接头就此完成。世界爱情史上又开启了一篇奇妙的新篇章。

 

对于韩斯卡夫人来说,初次见面的主要任务是要把巴尔扎克作为朋友引导到家里,这样才容易保持来往。她教给巴尔扎克一套说辞,要他如此这般行事。然后回家,像发现新大陆般告知丈夫巴尔扎克正途径那沙泰尔,与她偶遇,答应前来拜访,说得顺理成章,滴水不漏。

 

所以当晚巴尔扎克摁响韩斯卡住地门铃时,伯爵毫不惊奇,也不怀疑,对这位成名作家热情有加。当他知道巴尔扎克只在那沙泰尔只住五天时,便邀请他每天来作客,以便一起在城里、乡里观观光。

 

巴尔扎克发现伯爵虽然有病,保养得却还算不错,体格上毫不比他逊色,不免有些妒忌。但是想到韩斯卡夫人爱的是他,而不是他丈夫,心里才平衡。

 

接下来几天,巴尔扎克天天去韩斯卡家,然后一起出游。那沙泰尔地区有湖,有山,有葡萄园,风光清野,民风淳厚。

 

韩斯卡伯爵夫妇大部分时间陪伴在巴尔扎克身边,但有时伯爵因故走开,剩下夫人和巴尔扎克单独相处,俩人于是有机会互吐衷肠,完成了第一次吻。有不少材料证明,当时双方起了誓言:等到条件成熟,便结为夫妇。

 

10月1日,巴尔扎克离开那沙泰尔回巴黎。伯爵夫妇则按计划不久要去日内瓦。临行前,巴尔扎克与伯爵夫妇约定,他将在年底去日内瓦与他们会面。对巴尔扎克来说,日内瓦太重要了,他要在那里完成某件事。

 

 

日内瓦,日内瓦!

 

明白人都清楚,情人千里来相会,不会是仅仅为了见上一面,他们应当还要效鱼水之欢。巴尔扎克和韩斯卡夫人的那沙泰尔之约却没有发生这方面的事。他们也不是没有机会,韩斯卡夫人也做好了献身的准备,只是巴尔扎克没有作出表示,显得矜持。为此,韩斯卡夫人日后还抱怨过他。

 

其实巴尔扎克不是没有想法,他是另有打算:此事必须到日内瓦去办,他要在那里“复仇”。这件事多年后他才向韩斯卡夫人表白。

 

原来一年前,还在与韩斯卡夫人通信初始期间,巴尔扎克正追求一位公爵夫人,名叫卡丝特怡。巴尔扎克像是个真正的骑士,有空就在她身边周旋:陪散步、陪看戏、陪购物,百般呵护。他等待着公爵夫人自动投入他的怀抱。但是他白等了:公爵夫人接受他的热情,却无意以身相许。那一次,巴尔扎克陪伴公爵夫人去日内瓦旅行,晚上,巴尔扎克进公爵夫人房间聊天。开始气氛和谐,渐入佳境,后来却骤发冲突,俩人反目。原因很简单:公爵夫人在最后关头不让巴尔扎克有进一步的动作,并且严加叱责,把他撵走。

 

在这种事情上似乎很难判断是谁的错。女权主义者从保护女性角度出发,一般把这归咎于男人的侵略性。但在我们生活中的有些女性,她们渴望被爱、被追求,以满足其虚荣心。而她们自己并没有准备去爱、去追求。当事情到了无法回避的时候,她们选择了逃跑,或者作出无辜的甚至受害者的样子。在巴尔扎克看来这是一种亵渎人类感情的行为。

 

卡丝特怡公爵夫人是这方面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连素来对女人十分温和、乃至逆来顺受的巴尔扎克这次也扛不住了。这是他在情场上的滑铁卢,他无法忘怀,他要“复仇”。具体说来,他要在他栽跟头的地方取得一场相应的胜利。他要求韩斯卡夫人在日内瓦替他预订某个特定酒店中的某个特定房间:这正是他当年受到羞辱的那个地点,他要在那里完全拥有另一个贵族夫人。

 

当时还不明就里的韩斯卡夫人,对这个奇怪要求似懂非懂,但她知道,这多少与她有关,在那个被指定的房间里将发生某件事。她不由感到一阵甜蜜。

 

从那沙泰尔回到巴黎,巴尔扎克清点了他的写作“工地”,明白在去日内瓦之前,他必须完成三部作品,其中包括《欧也妮•葛朗台》。同时他要经常给他如今称之为“亲爱的爱情妻子”的韩斯卡夫人写不失水准的信。信还要写成两个版本,一个可供韩斯卡全家阅读,一个只供夫人私下品味。这样,他被迫像疯子一样工作。他的咖啡增加了三倍,椅子坐坏了两把。他对韩斯卡夫人说:“工作和你,对我来说就是整个世界。我抛开所有一切,除了你和我的思想。”但据人们考证,这个时期巴尔扎克的床铺,由另一个有夫之妇(Marie Daminois)分享者。九个月后这个女子产下一女孩,巴尔扎克在给她妹妹的信里承认这是他的女儿。

 

1833年11、12月间,《欧也妮•葛朗台》出版,引起轰动。酬躇满志的巴尔扎克手揣另几部小说的构想,起身前往日内瓦。当时的巴黎正当瘟疫流行(大仲马也中了枪,见另一拙作《大仲马的瑞士之行》),加上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全城一片恐怖萧条景象。城里人纷纷外逃,巴尔扎克也暗自庆幸能在这非常时期远走高飞。

 

12月25日圣诞这一天他到达日内瓦。由于某种原因,韩斯卡夫人没有按照巴尔扎克的要求订旅馆,而是选了离她住所较近的另一家旅馆。对此,巴尔扎克没有异议:虽然不是一年前的旅馆,但毕竟是一年前的城市,这就够了。

 

这次巴尔扎克在日内瓦住了46天。

 

与巴黎相对照,日内瓦则是个小天堂。银行兴盛,商业繁荣。政界和文艺界的众多名人此时也正汇聚日内瓦。其中有未来的拿破仑三世,波兰的几位负有盛名的诗人,如密茨凯维奇、克拉辛斯基也在日内瓦避难。包括韩斯卡家在内的一些波兰贵族沙龙成为这些精英的聚会之地。

 

巴尔扎克的到来给这座城市的噪音更增加了不少分贝。《欧也妮•葛朗台》的成功已让他成为当代无可争议的大作家,知识界人士都想一睹他的风采。

 

他在韩斯卡家受到热情接待,他家沙龙也因慕名而来的访客变得门庭若市。除了各界名流外,来访者中更多的是流光溢彩的贵族夫人小姐,她们都自名为巴尔扎克的粉丝。

 

巴尔扎克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宠遇,从来没有被这么多美女环绕,不免神采飞扬、口若悬河。韩斯卡夫人在旁静静地观察:这位文学新秀在滔滔不绝中既妙语如珠,又时时带出粗糙的姿势,泄漏出其平民的本色;面对美女们的赞颂和挑逗,他也明显不能自制。看到这些,韩斯卡夫人五味杂陈。嫉妒之余,却发现自己爱欲横生。

 

从一开始,她就有献身的准备。但要迈出最后一步,她还很犹豫。一是家庭、身份、荣誉带来的约束,二是在比较深入的接触后,对巴尔扎克这人的可靠程度 ,她不能肯定。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

 

巴尔扎克没有忘记他此行的目的。他决定加大压力。

 

他利用所有与韩斯卡夫人单独相处的机会,向她发出发展进一步关系的信号。他对她说:“你将会看到,拥有将增加和扩大爱情……”同时,他又向韩斯卡一家宣布,他将于2月9日动身回巴黎,他们相处的时间不多了。

 

1934年1月26日,韩斯卡夫人终于下了决心。这天,她戴着长面纱,只身来到巴尔扎克住的旅馆。当巴尔扎克将房门关上时,他知道他终于全部拥有了她。

 

第二天,他在日记里写下:“她是我的了!噢,天堂里的天使也没有我昨天那样快乐……”他还特意在《朗热公爵夫人》一书里记下了这个难忘的时间和地点。

 

2月初,巴尔扎克回了巴黎,韩斯卡一家则先去了意大利,又到维也纳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位情人没有像那个时代很多名人那样选择私奔。他们已经商量好了,他们要等待,等待那个碍事的丈夫去见上帝。他有病在身,年已五十多,应该活不长了。

 

阴谋在继续……

 

“男人不是女人!”

 

日内瓦之行使巴尔扎克精神焕发,写作大有长进。他发现自己的文思从来没有这样汹涌澎湃。作品发表带来的收益也突飞猛进。特别是《高老头》的畅销(3个月售出2500本)让他获得一万法郎,这个概念跟中国30年前的万元户差不多。出版商纷纷向他约稿,他于是同时与多家签约,几部小说一起开工,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他还请了个语言学家,专门替他修改语法错误。

 

韩斯卡夫人从这时起,对巴尔扎克的创作起了很大作用。她的评论使巴尔扎克对不少作品作了修改,从提纲到句子。甚至有些主题和题材都是来自于她。她有时自己也写些小说片段,供巴尔扎克参考。在巴尔扎克的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快把你的那篇小说写完整了寄我,我用我的名义发表,这样也可以挣上几千元钱。

 

文学上的合作似乎使爱情更为甜蜜。我们看到巴尔扎克的话越来越温柔:“你是我温暖的避难所”,“是天上的鲜花”,每到夜晚,由于缺少你,“我苦涩的泪水撒向寂静中”。

 

在韩斯卡夫人这方面,由于她的大部分信件被毁,我们无法断定她是否也曾以同样热烈的方式表达感情。不过从可以看到的资料看,她在这方面要矜持得多。贵族和女性的身份可能是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日内瓦的相会使她明白,巴尔扎克在与女人的关系上是个“资深情人”。她害怕这个“人间喜剧”的作者本人也是个喜剧演员。

 

一个小事故让她进一步认识到巴尔扎克的表演才能。跟以往一样,巴尔扎克的信照例写成两个版本:一个正式版(供众人阅读),一个调情版(供一人阅读)。有一次阴差阳错,调情版被送到韩斯卡伯爵手里。可想而知,家里一片混乱。韩斯夫人一方面向丈夫声明,此信是对她的侮辱,必须与巴尔扎克一刀两断;一方面赶紧通知巴尔扎克:她那里出了问题。巴尔扎克不慌不忙,给伯爵写了封信,说在日内瓦时他夫人曾向他提起想学学用法语写情书,以提高创作水平;这样他的上封信就是一封情书范本,是给她学习用的;但因为忙,忘了解释就寄出,所以现在赶快补充说明,希望不要引起误会。对于这个巴尔扎克式的寓言,已被戴上绿帽的丈夫信以为真,回信表示感谢,还邀请巴尔扎克来维也纳一游。韩斯卡夫人也顺水推舟地表示了“原谅”。这个原来可能演化为悲剧的插曲,经巴尔扎克轻轻一拨,变得有惊无险,淡然而过。

 

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因势利导,打蛇随棍上,真的“应邀”于 1835年5月去了维也纳。他在那里受到包括众多奥地利皇室成员在内的各界人士的隆重接待。宴会、访问、沙龙天天排满,应接不暇。据说这是韩斯卡伯爵的有意安排,以防止巴尔扎克和他夫人单独相会。结果,在维也纳的十九天中,这对情人竟无一次机会亲密接触。但是伯爵邀请巴尔扎克方便的时候去乌克兰他们的城堡住几个月写作,算是给失望的情人带来一丝宽慰。巴尔扎克回到巴黎,给韩斯卡夫人写信说:“(维也纳之行,)我是那样的高兴,又是那样的痛苦。”其含义自不待言。

 

但是韩斯卡夫人知道,这个喜剧演员不会像他写的那样纯情,他在巴黎不会寂寞。

 

事实也是如此。巴尔扎克在巴黎家中的床第上不缺伴侣,当然一般都是贵族夫人。韩斯卡夫人离他太远了,他有性的需要。

 

这些风流韵事,巴尔扎克也不屑去遮盖,因此成了巴黎街头巷尾的谈话资料。韩斯卡夫人在巴黎有不少亲戚朋友,他们也都知道巴尔扎克与韩斯卡家的亲密关系。这样,巴尔扎克的这些事自然瞒不过韩斯卡夫人。

 

韩斯卡夫人气愤不已,写信指责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先是搪塞,后来看实在回避不了了,干脆实话实说:“男人不是女人!他能连续几年保持贞洁吗?这样的话,他即使不变成阳痿,也会变成白痴。”这位大文学家再想不出美丽的句子,只能掏底说大白话了。

 

韩斯卡夫人非常失望,却也无可奈何:巴尔扎克毕竟还不是她丈夫。她把心思转向替丈夫管理庄园。与巴尔扎克的通信频率也明显下降,一年也就来往五、六封信。

 

但是巴尔扎克的爱情火焰并没有熄灭。韩斯卡夫人是他的最爱、他的理想,他不能放弃。他原想应伯爵之邀去乌克兰,但由于债务缠身,未能如愿。自维也纳分别,这对情人有8年未相见。

 

巴尔扎克继续用信维持着热情,韩斯卡夫人则表现得若即若离。

 

最后时刻的婚姻

 

1841年11月的一天,韩斯卡伯爵因病去世。关于这个消息,在我所读的文章中不少作者都用了“终于”一词:韩斯卡伯爵终于死了。言下之意,这个碍事的人早就应该死了。每当我看到这个句子,不由感到既好笑,又好气:伯爵何辜之有?这么一个通情达理、温厚善良的人不但得不到同情,还受到众人的奚落,公道何在?事实是:他在临死时还念念不忘安排巴尔扎克来他城堡写作的事。

 

也许被丈夫的诚意所打动,也许出于对巴尔扎克的不满意,韩斯卡夫人在伯爵死后两个月才给巴尔扎克发了一封简单的唁信,信里没有任何关于他俩将来关系的暗示,而且语气冷淡。

 

巴尔扎克收到此信如遭雷击,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一天没有动弹,陷入苦思。韩斯卡夫人自由了,她还年轻,富可敌国,他的理想应该能实现了。他要做的就是把多少年前俩人许下的诺言赶快付诸实施。可是韩斯卡夫人信中表现出的冷漠使他担心:莫非她要“赖婚”不成?心绪纷乱的他最后决定单刀直入。他提笔写道:“我本来希望这封信里有几句话涉及到我,可是没有。……请你快对我说:你的全部存在属于我。”他怕她嫌自己老了,又补充道:“我还年轻,白发才没几根。……自从维也纳分别后,从心理到体格我都没有什么变化……”总之,在这封本来应该致哀的信里,字句颠三倒四,几近语无伦次,反映了巴尔扎克的急切心理。

 

韩斯卡夫人的回信依然很冷淡,她说:“我还要致力于我女儿的成长。你是自由的。”

 

巴尔扎克更急了:“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人们怎能在结婚前取消已订下的婚约!”

 

韩斯卡夫人继续推诿,她告诉他,目前她在丈夫财产继承问题上遇到了麻烦,所以现在还是免谈他俩之间的事为妙。

 

巴尔扎克回答道:“在我看来,你越是不富有,你就越有可能成为我的妻子。”这句话让韩斯卡夫人动容了,她终于在巴尔扎克雨点般的文字攻击下,心回意转,对他绽开了笑脸。

 

不过,韩斯卡夫人的财产继承麻烦是真有其事,而且很棘手。由于韩斯卡伯爵的叔辈方面的非难,韩斯卡夫人一度被地方司法剥夺继承权,全部财产将化为乌有。她不服,逐级上诉,官司一直打到俄国沙皇那里(乌克兰当时属于俄国附属国)。夫人也暂弃家园,住到彼得堡。

 

诉讼旷日持久,婚事也无从谈起,因为此时俄法正交恶,如果俩人成婚,财产有流入法国的可能,沙皇当局必判韩斯卡夫人败诉。

 

婚事虽然不能进行,但是韩斯卡夫人终于同意巴尔扎克来彼得堡看她。

 

1843年7月,巴尔扎克经过8天艰难的海上颠簸来到彼得堡。在分别8年后,这对欧洲著名的情人得以重逢。韩斯卡夫人此时已40来岁,呈现出东欧大妈的体形,但在巴尔扎克眼里,“她还是那样漂亮、那样年轻”(引自给他妹妹的信)。他们在彼得堡相处了3个月,身心完全融合在一起。现在他们不需要再搞阴谋了,未来已经展现在前方。

 

同时,韩斯卡夫人的诉讼也有了眉目。在她两个有权势的哥哥斡旋下,沙皇当局恢复了韩斯卡夫人的继承权,但是规定她的财产不能转移到敌对国。就是说,如果嫁给巴尔扎克,她将失去财产。据说这条规定与沙皇风闻俩人情事有关。

 

自那以后,巴尔扎克和韩斯卡夫人多次在欧洲各地漫游,身份公开,如影随形。从1845年到1848年,韩斯卡夫人两次到巴黎,巴尔扎克也两次去乌克兰。在交通不发达的当时,这样的旅行费力、费财自不待言。这使巴尔扎克因过度工作、饮用过量咖啡而严重受损的健康以及本来已负债累累的经济更加恶化。但是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他的爱,他乐此不疲,像小孩子那样兴高采烈。

 

1848年,欧洲爆发大革命,这深深刺激了巴尔扎克。尽管他在他的作品里总是同情穷人和弱者,但是他的贵族立场使他在革命面前站到了统治者的一边。在他看来,还是一个专制政权更为可靠。巴尔扎克至今未能像雨果、左拉、大仲马那样进入先贤祠,我想大概与他的这个“反动”立场有关吧。

 

这年10月,巴尔扎克离开革命中的巴黎,前往乌克兰韩斯卡夫人住地维尔茨索尼亚,在贵族庄园里度过了18个月的豪华生活。这是他与韩斯卡夫人在一起时间最长、感情最甜蜜的时期。在那里,他亲眼目睹韩斯卡夫人治理庄园、管制农奴的强硬风格,他表示这样的体制非常好。

 

乌克兰的寒冷天气进一步损害了巴尔扎克的身体,几次由重感冒引起心脏性窒息。医生通知韩斯卡夫人,他在世的时间不长了,有什么事得赶快办,尽量满足他。

 

韩斯卡夫人马上想到了婚姻,这是巴尔扎克最大、最后的愿望。如今事情到了最后关头,韩斯卡夫人知道不能再犹豫了。她很快将家里财产转给了她已成婚的女儿,又在有关机构办了结婚登记,以“裸婚”方式嫁给了巴尔扎克。

 

1850年3月14日,婚礼在离维尔茨索尼亚50公里的圣•巴尔德教堂举行。巴尔扎克当天给母亲写信:“我娶了欧洲最高档次的贵族!”这时的巴尔扎克既自豪,又满足。

 

一个月后,4月24日,巴尔扎克夫妇出发去巴黎。日趋衰弱的巴尔扎克难以承受长途远行,在路上走走停停,直到5月21日才到达巴黎。这时,他基本上不能起床了。

 

8月18日,巨星陨落,年仅51岁。3天后,上午11点,葬礼在拉雪兹公墓举行,雨果致悼词:“人民哀悼一位才子之死,国家哀悼一位天才的消失。……他几个月前回到了法兰西,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希望再看一眼祖国,就像一个人出门远行前,再来拥抱一下自己的母亲一样。”

 

雨果没有说,巴尔扎克其实是在完成了一项使命后凯旋而归的。关于这项使命,有作家用4句话总结了它的历程:“十八年的爱情,十六年的等待,两年的幸福,半年的婚姻。”

 

多余的话

 

巴尔扎克夫妇的这段经历,本来应当是美谈,但在很长时间内来并不被人们太看好。

 

事情先缘由于雨果回忆录里的一句话。巴尔扎克去世的当晚,雨果去看他。巴尔扎克已经昏迷不醒,屋内别无他人。“他正在死去,夫人回她的房间去了。”雨果写道。这个没加任何评论、春秋笔法似的句子却引起了无限解读:在巴尔扎克的最后关头,他的新婚妻子居然不在他身边;她根本不爱他。这种舆论到处蔓延,使得韩斯卡夫人(确切的说应当是巴尔扎克夫人,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姑且保持不变)抬不起头,连门都不敢出了。

 

二十世纪初,韩斯卡夫人去世后二十多年,一部有关巴尔扎克夫妇的回忆录又引起轩然大波。书中写道,巴尔扎克死的那个晚上,韩斯卡夫人其实在隔壁房间与她的情人让•吉谷(Jean Gigoux,画家) 偷欢。这个消息像炸弹一样,把韩斯卡夫人的最后一点荣誉给毁掉了。在某些中文网站上,我最近还看到有人对这则传闻津津乐道。

 

不过随着年代的流逝,时间的冲刷逐渐洗去了若干尘埃。人们首先考证出上述传闻的荒谬,因为韩斯卡夫人与让•吉谷的相识只是在巴尔扎克死后两年的事。尔后人们又心平气和地审视巴尔扎克夫妇爱情发展的轨迹,越来越倾向于这么一种认识:韩斯卡夫人是巴尔扎克天才最早的发现者之一,也是推动巴尔扎克创作的主要动力之一;她对巴尔扎克的爱情是真诚的,对她在这方面的攻击是没有道理的。

 

可以这样说,就像生活中没有太纯的东西一样,巴尔扎克和韩斯卡夫人之间的感情经历,尽管有些杂质,仍不失为一曲让人回肠荡气的绝唱。用巴尔扎克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我们俩的优美小说”。

 

(本文载于拙作《情迷瑞士》,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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