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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那个徒弟
作者:汪晶晶
回想起来,那应该是1974年春天的事。

那一天,我正在注射室不紧不慢地上着班。护理部的负责人Y突然在门外大声叫我,让我上楼,说是上面找我。

我们那家小医院,一共有三层楼。最肮脏,最嘈杂,阶级敌人的数量最多,因而据说最有利于年轻人经风雨,见世面的,是我上班的一楼。稍微雅致一点的是二楼。最神圣的则是三楼。三楼有每个职工每个月都要光临一次领工资的会计室,还有传达伟大领袖最新最高指示和开阶级敌人批判会用的会议室。当然最重要的是,院革委会和院党支部的办公室也都在三楼。

Y让我上楼,当然是指的领导要找我。

惊讶之中,我用最快的速度梳理了一下那之前一个星期中发生的大事小事,以决定自己是不是有必要紧张。通过梳理,我确认自己在那段时间中并没有和任何“阶级斗争新动向”有过任何哪怕是最最微不足道的牵连。我于是很坦然地站起身。

走进院革委会和党支部办公室,我完全放心了。整个是虚惊了一场,领导们竟和蔼地让我坐下。

原来,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日理万机的领导们,之所以竟想起我,不过是想让我带一个徒弟而已。

说真的,就这件事本身而言,我应该受宠若惊才对。

我工作的那个护理部,是我们那家医院中最最庞大的一个部门。一直到我在那家小医院虚度了七年宝贵的花样年华之后终于能离开的时候,我都没能把隶属于护理部的所有同事,大约三十来人,认清楚。但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却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在这个无比庞大的护理部中,一共只有三个人,也就是说,百分之十,上过正式护校,并能出具毕业证书。

在我刚去那家小医院的时候,除了我自己之外,并没有任何人对护校的毕业证书一类的东西有兴趣。到了1973年,伟大领袖虽然没有正式放弃“继续革命”,却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仍然笼罩在革命狂热中的中国社会,这才算姗姗来迟地出现了一点点理性的萌芽。我的那三个正式护校毕业的同事,这才突然间神气起来,被院领导在若干正式场合中相当庄严地称为“中级医务人员”。

进那家医院之前,我只读过六年小学。很显然,我是绝对不可能属于“中级医务人员”的。虽然我相当自信地认为,我拥有的护理知识绝对超过护校的那张文凭,虽然所有在我之后参加工作的年轻一代的同事,也都老老实实地管我叫师傅,但我自己还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我从不主动向别人传授知识,除非有人专门考我。

而现在,领导竟跳过三名“中级医务人员”,跳过因为是党员而当上护理部负责人的Y,而让我带徒弟。这说明什么?这当然只能说明,我们伟大的党,终于发现了我难能可贵的“自学成才”。我们伟大的党英明而不犯错误的时候少之又少,而我何德何能,竟能躬逢一次。这可真是一点不掺假的“雨露滋润禾苗壮”呀,哈!我几乎高兴得想唱《真是乐死人》!

激动完了,我安安静静地听着领导介绍徒弟情况。

领导说,你未来的徒弟是个女同志。对这一点我倒不奇怪,我们那个护理部,本来就没有男的。领导接着说,这名新职工是和院里原来的一名正式工对调来的。所以,她不是学徒,而是正式工,并且比你还大一点。但所有这些都不重要,领导强调说。重要的是,她……,曾经是杀关管家属。虽然后来已经不是,但曾经是!领导清晰而不容置疑地说。此外,因为她不是学徒,拿着正式工的工资,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她带出来,让她能独立上班。否则,我们医院……就亏了。

我皱着眉头,在脑海里回味着杀关管那三个咬口的字。不需要领导作进一步解释,这点小小的觉悟,我还是有的。头一个杀是指枪毙,第二个关是指进过监狱,第三个管则是指被人民群众管制劳动。幸好还有“家属”那两个字。那说明,不是她本人。而且,领导一开始说的是女“同志”,那就证明,这一切……不算很惊险……。

让她跟你上三个月班,够不够?领导发现我居然心不在焉,忍不住大声问到。

够了,够了!我醒过盹来,立即爽快地回答。

那就先定三个月,领导说。

我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地微笑着。并不失时机地频频点头,做牢记在心状。这次不算太长的领导谈话,就算是圆满地结束了。

我下楼回到注射室,徒弟已经站在那儿,正等着我。

这是个极美丽,极赏心悦目的女性。无论五官,肤色,脸型,还是身段,都挑不出大毛病。唯一稍微有一点点让我不够满意的,是她微微上翘,因而和东方传统审美趣味不是太相吻合的嘴。很多很多年之后,那种嘴终于熬出了头,变成了时尚。据说恰恰是那微微的上翘,展示了女性最最难能可贵的性感。把正常的嘴想法变为那种嘴,竟成了美容外科的科研课题。不幸那时的中国,离着世界的时尚还相当遥远。我于是也就错失了能近距离欣赏那类嘴的最佳时机。

徒弟管我叫师傅,并让我管她叫妍。想起领导说的,她不是学徒,而且竟比我还大一点。我怎么也得有所表示吧!我慈祥而颇有风度地微笑着,让妍对我直呼其名,省去师傅。妍高高兴兴,也感激万分地同意了。

妍跟着我上了几天班,我发现,她心灵手巧,学得很快。有时根本不需要我教就明白该做什么,怎么做。说真的,我对这个徒弟,不但满意,而且完完全全放心。因为她基本上不跟别的俗人们说那些纯粹敷衍性的,可说可不说的话。最开始,有人的时候,妍并不对我直呼其名,而是轻轻地嗯一声,表示叫我。后来叫过我几声小汪。再后来就开始直接叫我晶晶了。

有一天晚上,我带着妍上夜班。没什么病人,我俩闲聊。

刚开始……我根本没想到你会是我的徒弟,我说。我还以为来了个演员……

我们那家医院,离着我们那个城市所有知名的剧团,都只有一箭之遥。不时地会有惊鸿一瞥的美人出现在我们浑浊的视野里。我说妍像个演员,完完全全说的是实话。她是我的徒弟,我有什么必要去假惺惺地恭维她呢?

妍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她甚至没笑,只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这说明表扬她美丽的话,她已经听得太多,“司空见惯寻常事”了。

明天下班……你有事吗?她问。

没有,我说。

下了班,我带你去我家,就在我那里过早(武汉方言,指吃早点),妍说。

妍的家,就住在中山大道最繁华的六渡桥十字路口后面的弄堂中。到了她家,我才发现,领导那天含含糊糊地说她还比我大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够精确的。妍并不是只比我大一点,而是比我大整整八岁,虽然她看上去比我年轻。妍有一个老妈妈,却没有爸爸。有一个七岁已经上小学的儿子,却没有丈夫。妍的妈妈,年龄大约和我妈妈相仿,在五十和六十之间。看得出来,年轻时也是个美人。只不过,我看到她老人家为时太晚。她的容貌中,已经只剩下一点点挤压着,没能舒展开的,美丽的蛛丝马迹了。妍的儿子,五官依稀有几分像妍,但神情却远比妍抑郁,完全不像一个才刚刚七岁的孩子。

等到下一次上夜班,西药房上夜班的是定师(定师其人其事,我曾在多篇文章中回忆过。有兴趣的朋友,可翻阅我写的《怀念胡风分子》)。每次和定师一起上夜班,对我而言,都是盛大的节日。定师会换着花样,启蒙并滋养我贫瘠的审美趣味。他或者拉小提琴,让我短暂地忘记身边那让我时时窒息的时空。或者弹三弦唱戏,让我知道古代的中国,同样是一个君子少而小人多的悲惨世界。或者拉手风琴,伴我轻声歌唱,以宣泄定师常说的,所谓胸中块垒。

想到反正和妍混熟了,我没问定师,就把妍带到了定师那里。

妍起初有几分拘谨。但定师是个极和蔼,而且处变不惊的人。他随意地拉,随意地唱,并不多说话。妍听着听着,面容渐渐地舒展开来。再后来,定师拨着三弦,妍竟跟着开口唱。妍不但知道定师弹的是哪一段,而且还唱得出神入化。

这之后,只要身边没人,我开始放心大胆地和妍聊天。妍知道戏曲舞台上几乎所有名演员的故事。本地的,不怎么有名的,她也能如数家珍。那之前清理阶级队伍时,前京剧团团长,某一天清晨,突然在牛棚中无声无息地死去。我是从自己家邻居那里偶然听说的。问起妍,没想到她和那团长的儿子竟是朋友。

有一天,妍说了一个名字,问我知不知道。我摇了摇头。妍又说起另一个名字,我继续坚定不移地摇了摇头。妍停了一会儿问我,你看过……话剧吗?我起先犹豫着摇了摇头,后来又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上小学的时候,我应该看过两次话剧。一次似乎是叫《小铃铛》,另一次似乎是叫《马兰花》。但这两个话剧讲的是些什么故事,我早就忘得干干净净。妍叹了一口气说,话剧实在是影响力太小。不光没法和京剧,越剧比,恐怕连花鼓戏和楚剧都不如。

那一天,我俩上的是八到四的白班,妍问我晚上是不是要到我妈妈那里听讲座。我说今天不去。妍很高兴,说下班带我去一个地方。

我这人一向没有方向感,现在回想,甚至不清楚妍带我走的是东南西北那个方向。只依稀记得,我们先是坐汽车,在中山大道上行驶。后来换了电车,似乎走上了解放大道。只有一点我大致清楚,我俩并没有过江,因而也没有走出汉口。最后,妍轻车熟路地敲了敲一扇门,带我走进一间不大,但已经坐了不少人的房间。

坐在最中间的一个男子看到妍,站起来打招呼,然后示意我们往前走,坐到他的身边。这男子身材修长,面容端正,说的是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我没问妍,因为大家都很安静。但凭直觉,我相信这男子应该是个演员。我还没来得及继续胡思乱想,那男子开始讲话。严格地说,他不仅仅是在讲话,而是在讲故事。更严格地说,他也不仅仅是在讲故事,而是整个就在表演。现在回想,我已经完全记不清那是个什么故事,但肯定和间谍有关。那时的我,孤陋寡闻,根本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007,James Bond。我只在那之前更早的时候,听哥哥和小表哥讲过福尔摩斯的《四签名》和《血字研究》。但无论是哥哥,还是小表哥(虽然他俩的口才都极好),都远远无法和这个男子相比。我根本没听到开头,而是从中间听起的,但我还是无可救药地被深深吸引了。

到最惊险的时候,男子喝了一口水,不讲了。我只能万分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大家都走了,妍让我在门外等着。她和那男子说了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走出来。我俩一路聊天回家。妍问我好不好听,我说好听。妍问我以后还想不想来,我说想来。妍便把那故事前面我没听的部分,讲了讲(那故事的名字,似乎是叫《梅花党》)。

那一次带我去听故事之后,我和妍更熟悉,也更随便了。但妍仍然安安静静的,并没给我讲过什么她自己的故事。假如不是去她家,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年龄。

妍自己的故事,我是在和她的一些朋友,特别是和她的老妈妈混熟了之后,才慢慢搞明白的。

妍是1964年高中毕业的。她的成绩很好,别的更好的学校不说,要考我有幸度过我整个童年时代的那所武汉最好的医学院,却绝对没有问题。不幸的是,老师已经说了,她不能上大学,原因当然是出身。妍的父亲是反动军官,而且不思悔改,竟还在台湾继续与六亿人民为敌。

说起来,党和人民也还算仁慈。它们并没有把妍一棍子打死,还是给了出路。妍可以学邢燕子,下乡去务农。也可以奔赴新疆,谁都知道,我们新疆,是个好地方。但那两个据说万分美好的地方,妍却都没去成。学校来动员的时候,妍的妈妈,手握一只不起眼的小玻璃瓶。据说根本没有站起身,就坐在桌边说的。但一字一顿,说得很清楚。她妈妈说的是,谁要是让她的独生女离家出走,她马上就喝敌敌畏(回想起来,文革前中国社会的底层,还没有像后来那般暴戾。老百姓们的思维和举止,还残留着一份情,几份理。要是赶上后来朱镕基时代以降的所谓“拆迁”,别说你喝一小瓶敌敌畏,你就是喝一桶也白喝)。

妍上初中时,演过和古巴,和卡斯特罗有关,但后世的人已经不可能知道的某一个话剧。在为学校得了奖之后,曾被学校送到话剧院去学习。两位某知名戏剧学院表演系刚刚分来的高才生,那时被指定为妍的老师。其中一位,我猜测,就是那天晚上主讲《梅花党》的那位演员。另一位,则在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成为妍的丈夫。

妍的儿子不到两岁的时候,话剧院在进驻的工军宣队的领导下,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妍的丈夫,并没犯任何政治错误。因为年轻,历史也清白无污。但却不幸被人举报生活作风有问题。据说曾在辅导小学员练功时,趁机摸了一把小学员不应该被人触摸的某敏感部位。小学员自己,根本没有发现。但某革命警惕性极高的工军宣队队员,正好站在边上。小学员在工宣队师傅循循诱导的启发下,觉悟高涨。几乎所有的同事都为此诧异,都主动站出来。为妍的丈夫辩护,证明其本该无可置疑的清白。但那时正是一打三反,办案速战速决。碰巧那小学员的父母又苦大仇深,于是妍的丈夫被判十五年。

为保全妍和儿子,丈夫主动要求和妍离婚,而且越快越好。在老妈妈的全力支持下,妍起初拖着,不愿离。也就是在那一段拖着未离的万分不幸的日子里,年轻,美丽,只有二十四岁,带着两岁儿子的妍,终于被拖成了杀关管家属。

随后,老母亲醒悟了,还是只能让妍离。但不幸为时已晚,妍终于还是沦落成“曾经是”杀关管家属……。

和妍熟悉后,我几乎隔一两天就到妍家去蹭吃蹭喝。妍甚至给了我一把她家的钥匙。

妍天性安静,我比妍更安静,而定师则比我俩加起来还安静。所以,除了我在西药房的好友贞之外,并没人知道我和妍的交往。

因为提到贞,我想先讲几句贞的故事。

贞和我同年进医院,却比我大八岁。换句话说,贞和妍,本是同龄人。贞在诸多方面和妍很相似,也是高考前夕老师通知不能上大学的优秀学生。只不过贞的父亲是另一种“黑五类”,是一个生产好像和木材有关联商品的,中等规模的资本家。那个年代,汉口中山大道的两边,像贞的父亲那种规模的资本家,举目皆是,数不胜数。你就在那一带住,而竟不是资本家,那倒反让人奇怪了。

论说,贞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应该很快就和妍变成好朋友,但却没有,一点也没有。在妍成为我的徒弟之后,到我终于离开那家医院之前的那四年间,她俩因为我的缘故,有过无数次交往的机会。但两人却始终没能熟悉起来。

要说起来,贞也算得上是一个美丽的女性。只不过,那美丽,和妍所拥有的很不一样。妍虽然成长在一个极度阴暗的年代,但妍的美丽却完完全全是阳光型的,几乎能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品尝到甜味。贞却是另一类型的美,贞的美需要慢慢地端详,细细地品味。妍最美的地方是眼睛,真个是“回眸一笑百媚生”。而贞最美的地方却是脸庞和身段,特别是她高挑而凸凹有致得恰如其分的身段。就是在雕塑家的鬼斧神工之下,恐怕也只能美到贞的那个份上。总之,假如妍是一丛华贵的牡丹,那贞就是一株静悄悄地吐着馨香的茉莉。

和我一起进院时,贞二十六岁了。却既没结婚,也没有未婚夫。在中国底层的社会里,一个二十六岁的大姑娘居然还没有结婚,这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原罪。后来一转眼,又过了两年。贞二十八了,还是一个人。有一天,我把贞带回家。贞客客气气地管母亲叫伯伯(武汉方言中伯伯是中性尊称),母亲很喜欢贞。

我的母亲是一个极为简单的人,她心里想着什么,嘴里就会说,手里就会做。换句话说,母亲虽然一把年纪,却从没学会过先哲圣贤们反复教导我们的深思熟虑(我在诸多文章中怀念过我的母亲。有兴趣的朋友,可翻阅我写的《一代名媛,两世师表》)。母亲问贞成家了没有,有没有对象。贞刚刚羞涩地摇了摇头,母亲便立即问贞,同不同意认识一下九舅家我的大表哥。

九舅家我的那个大表哥是个极好的人。虽然距离近的亲戚们都知道,哥哥和二姐比我和大姐要聪明很多。但大表哥对我和大姐却特别好。大表哥刚刚出生就被没有儿子的外祖父抱到身边抚养。外祖父是珞珈山上的一级教授,家庭环境因而极为优越。但大表哥却毫无纨绔劣迹,是个极为敦厚的人。文化革命前,大表哥参加高考,不知为何竟没被武汉大学录取,却被分到了吉林大学。文化革命中则毫不奇怪地被分到东北边远地区,某一个武汉亲人绝不可能搞明白的小县城中去教书。

其实刚一开始熟悉贞,我就想过我的大表哥。但我没敢提,因为我觉得贞不可能同意找一个户口竟远在千里之外东北的人。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那片土地上,伴随着迁徙自由被剥夺而产生的,几乎史无前例惊心动魄的地域歧视,没在那个社会呆过的人真的很难理解。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确实比母亲要有先见之明。大表哥自己虽然也觉得可能性不大,但还是按母亲的吩咐回了武汉一趟。贞对大表哥印象很好,大表哥也很喜欢贞。但贞的父母坚决不同意,而且拒绝为此事进行必要的讨论和咨询。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原来对我像父母一般慈祥的,贞的父母,见到我竟满目含怨。搞得我不敢去她家。这还不说,贞的父母后来甚至严密监视贞的信件往来。

一年之后,贞和我的大表哥两人各自成家,也算得上是皆大欢喜。

贞终于遇到一枚幸运者一号(我们那时开玩笑,把文化革命前1964和1965那两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称为幸运者一号。文化革命中间毕业,先去军垦农场后被分到基层的大学毕业生,称为幸运者二号。工农兵学员则是幸运者三号),在三十岁上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也正是在那段时间里,大表哥的外祖母辞世。望九高龄,独自一人生活的外祖父,便给刚刚恢复活动的全国政协写了一封感天动地的信。大表哥于是得以直接从县城的中学。调入武汉大学(简直是幸运者的宇宙飞船),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结了婚。

只有母亲一人不识时务,还时不时地在大表哥面前怀念一下贞。大表哥问母亲,新婚的表嫂哪方面不够好。母亲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书读少了。大表哥申辩说,那不能怪她呀。新婚表嫂比我大一岁,1952年出生的六八届初中生。书读少了,那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大表哥说得也不错,那真的怪不得她。要怪,只能怪毛泽东呀。但谁又敢不要自己的脑袋,竟去怪他!

好了,贞的故事讲完了。我还是接着写妍的故事。

贞和妍这两个人,共同的特点是雅致。妍在我面前,从未说过任何一个字贞的不好。贞也一样。贞起初在我面前甚至提都没提过妍。但后来,贞终于开始毫不掩饰地阻止我和妍来往。贞含蓄地提起那段时间中,院里的同事们刚刚得知的,妍的前夫不幸犯下的罪行。然后说,你还小得很。怎么能和她这类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搅在一起?过两天……她就会把你教坏……。

贞说我小,我无法反驳。那一年我二十一岁,贞和妍都已经二十九了。但贞把妍简简单单地划为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并因此认为她竟会教坏我,我并不同意。连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知道,温度能使鸡蛋变为小鸡,但却不能把石头变为小鸡呀。且不说,妍自己的“生活作风”,并没有问题!但我还是没法和贞争辩。和贞那类雅致的人,有时很难争辩。因为她不过是带点命令式的在劝告我而已,却并不打算进一步向我解释她为什么竟提出这一劝告。

虽然我并不认同贞的说法,但那之后,按照当年流行汉语的表达方式,我的脑子里还是不知不觉地“上了一根弦”。我开始暗中“带着活思想”,观察妍的所谓“生活作风”。

我发现,妍的身边,的的确确有几个关系密切的青年男性。这些男性都是画家,都喜欢妍,有的甚至爱屋及乌地对我也很好。

其中一个名叫昆,是国画院画彩墨大写意的。

昆长得高高大大,面容也很英俊。妍想要什么,昆就给她画什么。昆甚至私下偷偷地画过妍。只不过在中国国画的领域中,画人是一件有几分低贱的事。据说花鸟虫鱼和山水都画得不大得法的,才会去画人(而且中国国画家即使真画人,也绝不会让人脱衣服,至少那时不会)。昆对我很好,曾在优质的宣纸上,帮我画过很多张美丽的画。后来我的哥哥和大姐结婚,他画了两幅极大的牡丹和红梅,还帮我裱好。那两幅画给哥哥和大姐的新房增添过很多喜气。昆还给我刻过两方石印。印的一侧,规规矩矩地刻着“昆为晶晶刊”的字样。那两枚石印,我一直用到今天。

就那时我自己的想法,我很希望妍能和昆好,最后能终成眷属。这两个人,绝绝对对是“金风玉露一相逢,就胜却人间无数”。但昆自己,似乎并没主动提起过,想和妍结婚的事。而且妍的妈妈,不知怎么并不太喜欢昆。背着妍,她妈妈跟我念叨过,工艺美术馆有很多乖巧的女工都喜欢昆。那些女工是些仿画的工人,在纸扇或假蛋上照着模子画。画好之后糊弄外国人,换取外汇。

另一个和妍要好的画家名叫康,是汉剧院的舞美师。

康瘦瘦矮矮的,远看,和妍差不多高。康有一双极灵巧的手,小家具,小摆设,什么都会做,而且看一眼就会自己做。康是知识分子家的孩子,不像昆那么爱说话。但康却是个智商极高的人,琴棋书画无所不知。我和康,也很熟。我们家楼下,那时住着汉剧院文革前的一位副院长,演老生的。我因为不怎么看汉剧,起初误以为那位副院长是个文丑。康很详细地为我解释过那人的角色和特点。那人那时特别出名的一出戏名叫《补锅》,具体什么内容我已经忘了。我只记得康认为我把京剧看得高于汉剧是错误的。康说,汉剧比京剧古老,是京剧的源泉之一。住在武汉这座城市,理应喜欢汉剧,爱护汉剧。后来,妍的儿子十岁,康就把那孩子送进了戏校。我和妍都想让她儿子进京剧科,却分进了汉剧科。康对妍说,孩子反正学的是胡琴,哪个科都一样。

康对妍“润物细无声”地好了许多许多年,早就想和妍成家。妍却一直没吱声。

但妍是个事母至孝的人。最后,老妈妈开口,妍便和康结婚了。

也就是在妍终于准时正点“出师”,能独立上班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我自己开始紧张忙碌起来。最开始,是我很荣幸地被推荐去上七二一“大学”。那“大学”,并不是全脱产,每个星期只上两天课。但我还是万分珍惜。我几乎隔一天就换一次夜班,为了白天能到母亲工作的医学院去混着听工农兵学员的大课。等到七二一“大学”终于结束,我又荣幸地当上了“医生”。这当然离不开我们伟大党难能可贵的培养。就像我那时天天唱的,“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已经沦落成“鱼”和“瓜”了,夫复何求!)那之后,我顺理成章地离开了那个庞大的护理部,也就离开了原本朝夕相处的妍。

一年之后,领导又相当破例地派我到市里的上级医院去进修(那时到上级医院去进修,不但需要学历和资历,有时甚至还要考试)。也就在我正进修的那段宝贵的时光里,在中国土地上被中断了一十二年的高考恢复了。我的生活,就此和整个中国社会同步,在一个短短的瞬间中,走进了柳暗花明的轨道。考大学,读大学,考研究生,读研究生,离开家乡,出国……。我和我原以为我将厮混一生的那个狭隘的空间,终于渐行渐远。最后,遥不可及了。

1985年暑假,硕士做完后我头一次回国探亲。别的人无所谓,但定师,我是一定想去看望的。

那时,定师望九高龄的老母亲还在。他一家四口和母亲一起,仍然住在自家在长堤街的老房子。定师在楼下做了一桌鲜美可口的菜,招待我。

我还没有来得及问起妍,定师已经主动地提起了她。

定师说,你如今走得太远,难得回来。可惜你这回见不到妍。她……走了。

说真的,定师所说的那一个简简单单的走字,一时间让我非常非常欣慰。假如在德国,有人说谁走了,我是绝不会奇怪的。那是一个社会底层最最微不足道,最最渺小无助的公民也有着和大人物同等的迁徙自由的地方。但中国却不一样。在我自己成长的那一段漫长的岁月中,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字典中,根本就不可能竟有走这么个字。你想走到何处?你怎么走?你走得了吗?

那时的我,虽然戴着硕士的桂冠,但离着无知却并不遥远。我还根本没来得及打听,我们这个星球上,竟然存在着一种,人类中每一个最最微不足道的成员,生来就应该拥有的基本人权。而这个基本人权中就包含着,中国老百姓用一个简简单单的走字来概括的迁移自由。

而现在,妍竟走了!不管她走到何处,也不管她是怎么走的,那至少说明,我的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真的变了!老百姓……竟可以走了!

随后,定师说,妍多亏有个好父亲。

妍的那个从根上害了她,甚至可以说毁了她的父亲……竟摇身一变,成了好父亲!这又是一个让我惊讶不已的事。

原来,那个数十年如一日,不光害了妍,更害了她母亲的反动军官父亲,真的改邪归正了。他老人家据说其实早就放下屠刀,离地成佛,华丽转身为知名“台商”。大陆国门刚刚打开一条缝,隔海飞过来小小的橄榄枝,他老人家就不失时机地紧紧抓住。紧接着,便作为湖北省政协和台协邀请的第一批返乡省亲的台胞,甚至据说还是访问团的副团长,衣锦还乡了。

妍的母亲,对苦尽甘来丝毫不激动,拒绝和政协和台协发生任何关系。于是,三十八岁的妍,只好勉为其难地去当政协委员。

随后,妍的父亲决定将妍的母亲,妍和妍的孩子,全部接到台湾去。妍的父亲向妍和妍的母亲仔细地解释了台湾。台湾是一个每一个公民从生到死都有国家保障的地方。也因此,中华民国的那个国籍,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都难拿到。但是只要有耐心,在台湾等,一定能等到,妍的父亲如是说。

妍的母亲,仍然不激动,拒绝离开家乡去任何地方。妍的儿子,坚定不移地表示,要跟着姥姥。于是,只能妍一个人去。

妍一个人去?那康怎么办?我问。

定师的眼神暗淡了。康……,早就不在了!康陪伴妍,实际陪伴了十多年。但结婚后却只共同生活了不到五年。妍和康,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儿。那是爷爷奶奶的心头肉,几乎生下来就在爷爷奶奶的身边。

康是突然间病倒的,起初像是个重感冒。没想到接下来,病情竟急转直下。定师说,妍找了我哥哥。我哥哥又找了我母亲。我母亲甚至亲自带着康,去找了她在协和的老师。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康患的是“急粒”。那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预后极差,发展极迅速的白血病。

不管怎么说,妍……也还算是有福气,定师说。康活着时,刚好还来得及把妍戏校毕业的儿子安排进了汉剧院的乐队。爷爷奶奶说,只要自己在,一定会全心全意照顾好小孙女。再后来,她父亲又回来了……。定师感慨着说。

是啊,是啊!我频频点着头,附合。其实在内心,我觉得说谁有福都行,就是没法说妍竟有福。但我能说什么呢?难道让我说,妍的生活悲惨吗?

回到德国之后,时间像以往一样,毫无眷念地飞逝着。十五年的岁月,弹指一挥间。一转眼,竟到了二十一世纪的2000年。

因为是为贺老母八十大寿回去的,我那一次在武汉,竟游手好闲地住了两个星期。哥哥告诉定师,说我回来了。我于是照例又到定师家大吃了一顿。

定师家长堤街的房子拆迁了,搬进了高大明亮的楼房。走进定师家宽敞而让人心旷神怡的客厅,我突然看到桌边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一看,果然是妍。我一时激动得有点手足无措,想和妍握手,更想拥抱她。妍却安安静静地笑着,递给我一杯热茶。妍先把茶递给我,随后又接过去,放在桌上。然后抚摸着我的肩,让我坐下。

横亘在我和妍之间二十二年漫长的时光,一下子消融得无影无踪。我仿佛是昨天下午,就在她们家的老房子门前,刚刚才和她分手的。

老半天,妍说了些什么我根本没听。我不眨眼地看着她,看着她依然美丽,依然动人的脸庞。一直到妍拉着我的手,走到窗前,我才想起问问她好不好。

妍说,爸爸对我很好。后妈和后妈生的几个弟弟妹妹,对我也都很好。爸爸亲自陪着我,把台湾所有好玩的地方都游遍。后妈天天换着花样带我去吃小吃。但是我不能工作,只能靠爸爸养着。

那你后来拿到台湾那个生老病死都有保障的国籍吗?我问。

没有,妍说。要等多久我不知道,爸爸自己……好像也不太清楚。我只在爸爸那里呆了两年多,儿子打长途说妈妈病了,我一下就慌了。回来看到妈妈,看到守着妈妈的儿子,我就再也不想走了……。这里才是我的家,命中注定我只能呆在这里……。

我不说的事你莫问,我知福,惜福,所以也有福。你莫笑,也莫摇头。妍接着说。

你的事……你也莫说,我都晓得,妍继续安安静静地说。你哥哥告诉定师,定师告诉我。我都晓得……。

就这样,我和妍,安安静静地站在定师家客厅的窗前。她轻轻地说,我静静地听。我用下巴颏在妍的肩上来来回回地蹭,仿佛回到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时光。我俩站着,一直到定师让我俩到桌边去吃饭……。

回到德国,这就意味着,我照例重新回到了俗世的杂务中。

时光再一次毫不留情地飞逝了一十五年。

2015年元旦,换上新日历。我看到结尾的那个大大的阿拉伯数,5。

逢5的年,都是妍的大生日。这还是妍的老妈妈,当年在妍三十岁生日时,对我感慨而发的话语。而如今,妍该庆她的七十大寿了!回想起来,妍从来不曾责怪过自己的爸爸。对自己的妈妈,她则更是言听计从。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下,妍的儿子和媳妇对她也同样孝顺。妍的儿子十岁进戏校就不要妍养,十六岁进汉剧院就开始孝敬他姥姥。妍二十二岁当妈妈,四十九岁当奶奶。我和她重逢的那一年,孙子六岁,学琴却已经学了两年。如今早已成了人的孙子,要是照着中国传统的常态去生活,不几年妍还能当上曾祖母。

定师三十年前说,妍……其实是有福的。我那时不以为然,现在却完全彻底地认同了。

我于是忍不住地想,我无论如何……该写写妍。

没想到人老了,最显著的特征还不是须发的斑白,而是行动的迟缓。一年之前就想写的东西,我到一年之后才写完。

不过,妍若有知,却是绝绝对对不会生气的。渺小的她,早已习惯了自己的微不足道和可有可无。在政治枭雄们铺天盖地的《大江大海》中,我的那个徒弟,不过是一朵,苦涩而甜美,出污浊却永远洁白的小小浪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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